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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尧（1918.6.12-1997.10.18），江苏常熟人，著名骨科学专家，新中国骨科创始人之一。1944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原上医附属华山医院骨科副主任。1944年至1948年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和中山医院任职。1948年秋起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任骨科主治医师、骨科副主任、副教授。1956年率先在国内开展经颈前路椎间盘摘除术，开创脊柱外科手术新领域。
1958年西迁来渝参与重庆医学院建设，创建重医附属第一医院骨科，1959年至1983年担任骨科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中华骨科杂志》副主编等职务，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编写全国首部医科院校统编教材《外科学》、中国外科巨著《黄家驷外科学》（骨科学分篇）以及中国首部《骨科手术学》《矫形外科学》，译有《临床外科理学诊断》。
余光中先生曾说：“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今天（2020年8月1日，旧历6月12日），是吴祖尧教授诞辰102周年纪念日。1997年10月18日，吴祖尧为他终生热爱的骨科事业燃尽了最后的火焰，他的一生，是燃烧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散发光和热的一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谨以此文纪念吴祖尧教授为中国骨科事业奋斗的一生！
1958年的冬天，对于当时年仅九岁的吴志正来说，是永远难忘的。那个冬天，他和家人一起告别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去往西部落后的山城重庆。小小的他还不懂得父母为何要离开那个原本美丽舒适的家，去到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12月的重庆阴冷潮湿，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随着暮色四合渐渐隐去了白日的喧嚣。直到午夜时分，民众轮渐渐驶入了港口，一对夫妇搀扶着一位老人，携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从船上缓缓走下，吃力而又坚定地沿着朝天门码头那壁立而又曲折的石阶拾级而上。这对夫妇就是吴志正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七天前从上海出发，一路溯江而上，辗转千里，终于抵达了这座祖国西部的山城。年幼的吴志正当时还没意识到，此后，重庆，将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而他的父亲——我国著名骨科学专家、新中国骨科创始人之一吴祖尧教授，却早已准备好了要将余生的热血挥洒在这片充满希望而此刻却略显贫瘠的土地上。
这是吴祖尧第二次来重庆了。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还是国立上海医学院的一名学生，上海沦陷后，吴祖尧不愿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毅然随上医的师生们辗转千里，迁往重庆歌乐山继续完成学业。此时的歌乐山，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学校对于学生的学业要求却没有丝毫放松，甚至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淘汰制度。当时第一学期开学时有108名学生，到了二年级就只剩下52名，等到三年级只有30多人了。在这种严格的淘汰制度下，吴祖尧于1944年顺利毕业，进入上医附属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和中山医院任职。1946年，上医迁回上海，吴祖尧先后在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任骨科主治医师。
1944年，上医毕业生在重庆合影，第二排左一为吴祖尧
1948年，三十岁的吴祖尧考取了英国皇家医学院，准备出国留学。当时国内各地相继解放的消息不断传来，吴祖尧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充满了向往，怀着报效祖国的愿望以及对未来国内医学发展的憧憬，他毅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的机会，以一颗爱国之心扎根于祖国的医学事业。
吴志正到现在依然保存着一张珍贵的旧报纸，那是一张1952年的《大公报》。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对父亲有着更深的崇拜。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吴志正小心翼翼地从文件袋里取出那张泛黄的报纸，指着上面刊登的一篇关于父亲的报道，激动之情溢于言表。20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医疗器材成为赴朝志愿军的急需品，其中石膏纱布就是主要军需品之一。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这种纱布，全靠进口，资源十分紧缺。没有石膏纱布，怎么治疗断骨脱臼等骨伤呢？吴祖尧决心自行研制，如果成功了，既填补了国内医用材料的空白又为国家减少了外汇支出，更满足了军需和民间伤病员的需要。于是他即刻请来了纺织厂技术员帮助做小模型，查阅了大量参考书籍，寻找办法和灵感，经过了近三个月的反复改进、实验，最终取得了初步成功。
1951年，上海市组织赴朝鲜前线医疗大队，从事创伤外科专业的吴祖尧毅然报名，在枪林弹雨中进行战地抢救工作，战场上他发现石膏纱布成为了更加稀缺和珍贵的资源。回国后，他继续投入到石膏纱布的研制中，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2年12月16日的《大公报》以《上海医学院骨科医师吴祖尧试制国产石膏纱布成功》为题报道：“上海医学院外科学院骨科医师吴祖尧在工作中发挥了创造精神，试制国产石膏纱布成功，打垮了美帝的封锁阴谋，并为祖国创造了亿万财富……以全国统计，每月节约达600亿元（旧币）以上。现吴祖尧医师为了进一步求得医疗器材的改进，正从事石膏内垫物棉花纸的研究工作。”
1952年12月16日，大公报关于吴祖尧试制国产石膏纱布成功的报道
石膏纱布的试制成功，使我国建立起了自己的石膏纱布生产工业，填补了中国不能生产石膏纱布的空白。1956年，鉴于吴祖尧在医学上的成就和不断的创造发明，他获得了由陈毅市长亲自签名和颁发的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奖状，并受邀去北京参加了国庆典礼和国庆招待晚宴。
吴祖尧一生中曾获得多次奖励，唯独对这张奖状视为至宝，一直悬挂在家里，只因为有陈毅市长的亲笔签字。他敬佩陈毅元帅一生光明磊落，傲骨凛然，这也成为吴祖尧一生为人处世的信念。
就在吴祖尧的事业如日方升的时候，中央决定将沿海部分高校迁往内地，并鼓励广大知识分子投身西部建设，其中上海第一医学院分迁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当时的吴祖尧已经是上海乃至全国医疗卫生界有名望的医生，有着幸福的家庭，美丽的妻子和四个可爱的孩子。留在上海，对事业的发展、孩子的未来、家庭的生活都大有裨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没有丝毫犹豫，便毅然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以及多年打拼下的业绩，举家西迁重庆参与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建设。
1958年12月，吴祖尧在赴渝的轮船上为妻子和孩子留影
对于曾在重庆生活过的吴祖尧来说，他深知此去将要面对的艰难，但他的内心却很坚定，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重庆医学院建设好，让这所新兴的、位于祖国西南部的医学院真正服务于当地百姓，服务于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他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亦是他心之所向，能把热血和汗水挥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正是他一直秉持的初心！
1958年8月，吴祖尧（前排左三）赴渝前与上医外科同事合影
西迁是一件壮举，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吴祖尧也曾担心妻子孩子会心有不愿，他甚至做好了与家人长期分隔两地的心理准备。然而家人却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吴祖尧的妻子朱苕华毕业于上海红十字会医学院高级护士学院，原是上医中山医院儿科病房的副护士长。此次支援建设重庆医学院原本没有她。吴祖尧打算自己带两个孩子去重庆，妻子和另外两个孩子留在上海。可是朱苕华不愿意。她找到医院领导，坚决要和丈夫一道来重庆，不愿过一家人分居两地的日子：“他都去了，阿拉也一道去！一家人不分离！”而当时，他们最大的孩子才9岁，最小的孩子仅1岁。
现实远比想象更为残酷，初到重庆，扑面而来的困难一如盛夏的大雨，来不及撑伞，便已倾盆而下。对于吴志正来说，那段艰苦的岁月，在他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幼小心灵所感受到的巨大落差。“我们原来在上海住着三层楼的联排别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到了重庆，家徒四壁，第一晚我们都睡在地上，母亲只能连夜收拾，那感觉太凄凉了。”吴志正忆起往事，直道艰苦。
然而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到重庆的第二年，便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吴祖尧一家人口本就多，这一来连温饱也成了问题。加之建院初期，工作繁重，吴祖尧除工作外还要含辛茹苦地支撑着一个大家庭。二儿子吴志东曾回忆：“重庆的夏天酷热难耐，附一院的手术室里还没有空调，只能用冰块和电扇降温，一个大手术下来，父亲汗流浃背，几乎昏厥；晚上没有电，柴油机突突的声音只能使几瓦的小灯泡微微发亮，父亲还要看书写教案……”
而最让吴志正印象深刻的则是父亲书房里浓郁的烟味和灯光下晃动的人影。“每晚到了父亲工作的时间，母亲便不许我们吵闹，于是我们都早早躺在床上，父亲就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埋头工作，为了保持清醒，他不停地抽烟，小小的房间里烟雾缭绕、烟味弥漫；母亲因为白天要上班，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做家务，为了不打扰父亲，她每个动作都格外小心。”
临床医疗、教学任务、科研工作、创建管理……高强度的工作，加上生活上的困难，不久，吴祖尧患上了肝炎，体重日渐下降，身上的衣服仿佛也大了一号。可当时四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吴祖尧只能拖着病体在房前屋后一切可利用的土地上挖土、施肥，种植南瓜、红薯以补充短缺的粮食，自己则用牛皮菜、藤藤菜充饥，把节省下的口粮让给正处于发育中的孩子们。
让吴祖尧没有想到的是，妻子也一直在默默地为他分担。当时做小儿科护士长的朱苕华，为了给日渐消瘦的吴祖尧和孩子们补充营养，悄悄地瞒着家人多次去输血，只为换取几斤黄豆和少量猪肉。若不是她多次昏倒，这也许将成为永久的秘密。谈及此事，吴志正兄妹伤怀落泪：“即使在那样困苦的岁月里，父母仍然谆谆教导我们，要正直做人，踏实做事，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长大后才明白父母为我们兄妹四人的成长所付出的辛苦，所谓大爱无言，也只有我们自己做了父母后才真正懂得。”
习惯仰望星空的人总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就在这片别人看来满眼荒芜的土地上，吴祖尧却看到了无限可能。开创新天地的热情充斥着他的神经，他怀着满腔热忱，迅速投入到重医的建设当中。
重医附一院骨科刚创建时，医生少、病房小，先后和神经外科、胸外科合在一起，床位有限，往往供不应求。吴祖尧多次找到院领导，要求扩大病房、发展骨科。他说：“重庆是工业城市，厂矿多，军工企业多，基层工人、劳动大众多，劳动强度大，容易受伤。”然而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吴祖尧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但这丝毫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他常在科室里说：“骨伤病的患者大多是普通劳动群众，是穷人的病，我们骨科就是为劳动大众服务的。”这也是吴祖尧选择骨科专业的初心。
部分西迁专家合影（前排右起：毕婵琴、凌萝达，后排右起：王鸣岐、吴祖尧、刘约翰、李宗明）
1964年的一天，附一院送来了一位重伤员，原来是菜园坝煤场的一位董姓工人，工作时右手臂被卷进了卷扬机里，不但断口不齐，而且附带周边的皮肤撕裂，更可怕的是煤灰已经和着渗出的鲜血把受伤的部位染成了黑乎乎的一片。
“人们的生活工作须臾离不开手，一个人没有了手，其人生世界会迥然不同，何况一个靠手工作、生活的普通工人。”吴祖尧心想，“自己是骨科医生，就是为患者解决困难的。要尽最大的可能，不让董师傅失去这只手臂。”从医以来，吴祖尧做过了不少涉及骨科的高难度手术，不过，他还从未做过断肢再植，何况还是这种创口不整齐，且沾染了不少煤灰的断肢！
“必须尽全力挽救他这只手！”吴祖尧迅速召集相关医生、护士，三言两语做了布置，然后亲自操作，清洗创面，去掉坏死的部分，找出细小的血管、肌腱……经过一场紧张复杂的手术，董师傅的右手断肢最终再植成功，恢复了健康后还能够提起一定的重物。这成为重庆市第一例成功的断肢再植手术，也是当时全国最高水平的骨外科手术病例。
1964年，吴祖尧成功实施重庆市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
吴祖尧非常理解基层劳动人民的疾苦，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劳动者解除痛苦。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营养不良等多种原因造成了很多佝偻病患者，而佝偻病造成的“0”“X”型腿，对身心摧残很大，劳动就业、社会福利、身心健康等都会受到影响。治疗佝偻病不仅是个人及家庭的需要，也是国情的需要。吴祖尧力排一切非议，开展佝偻病的矫形手术，并带领科内同志到基层医院，指导基层单位开展治疗。
在治疗过程中，吴祖尧发现有些患者脊柱严重变形，成为社会上通称的驼背。患者不但心中痛苦，生活不便，而且还要遭受的异样眼光或歧视。作为骨科医生，吴祖尧非常理解他们，凡是来应诊的，他都热情接待，凡愿做手术的，则尽心尽力地为其矫正。
有一次，一个背部弯曲十分厉害的病人来到附一院指名要挂吴祖尧的号，挂号员问他：“你看什么病？”他反过右手，拍了拍如弓一样的背：“就看这个，我听说你们骨科有个姓吴的医生，已经治好了几个驼背了。”
见到了吴祖尧，他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病因，一并道出了多年来承受的歧视和痛苦。最后他释然地说：“吴医生，你放心做，成功了，是我一辈子的幸福；不成功，也算我给医学做了贡献！”
这个患者的驼背脊柱弯曲近80度，要矫正过来，风险极大。吴祖尧和同事一道，反复分析研究，制定预案，尽量把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风险排除。这场手术一直进行了十多个小时，当他放下器械，脱下手术服后，几乎瘫倒在椅子上。
吴祖尧（前排右四）、朱苕华（前排右三）与骨科同事合影
不久，这位患者痊愈出院，完全换了一副身板，人也陡然变高了。他满怀感激，带了礼物专程赶到吴祖尧家里表达谢意，被吴祖尧婉言谢绝后，他竟把礼物塞到吴祖尧怀里转身就跑，让他没想到的是，吴祖尧追出去好远还是将礼物还了回去。吴祖尧说：“给病人治病，是我们医生的本职和责任，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劳。”
从此，“重医附一院骨科的吴医生能把驼背整直”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好多位弯曲近七八十度的脊椎病变病人闻讯而来，经过吴祖尧及同事精湛的医术后，挺直了腰杆。社会上也有了传言：“附一院的大门太神奇了，驼背走进去，挺直了走出来。这比芝麻开门的那个门还厉害！”
1961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瘦骨嶙峋的吴祖尧（右）仍坚持研究运动损伤
当时的重庆，由于肩挑、背扛的重体力劳动者较多，腰肌劳损，腰腿痛、坐骨神经痛成为常见病、多发病，且容易复发。于是，吴祖尧研究硬膜外碘液造影以帮助诊断，成为当时国内领先的科研。他还领导科研组的临床医生专门从事针对软组织损伤的研究，最终研究出一整套综合治疗的方案，成为软组织损伤的常规治疗方法之一。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已经骨瘦如柴的吴祖尧还把学生叫到实验室当运动员模特，仔细观察人体运动时骨骼、肌肉的相对变化。多年下来，记录了大量的科研数据和资料，写了多篇研究论文，最后总结出治疗腰肌损伤注射药物的最佳配方，并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由此，这一常见病的治疗，获得了理论、教学、临床医疗上的发展，一年年地传承下来。
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吴祖尧对骨科的热爱是刻进骨子里的，正如人们所说：“他是为骨科而生的！”诚如是，如今的重医附一院骨科在吴祖尧等老一辈骨科专家的奠基下已经发展壮大，在西南片区以及全国均有一定的影响，可谁又能忘记那些年吴祖尧为它付出的心血呢？
终其一生，吴祖尧都在为骨科的发展奋斗，可是，他人生中精力、智慧最丰富的十年却被文革夺去了。文革结束后，全国召开了科学大会，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为了弥补那失去的十年，吴祖尧比以前更加拼命了。他说：“时不我待，人民群众需要我们搞出新的东西，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从事骨科研究多年，吴祖尧一直为治疗骨折愈合寻找最优方案，这是一项长远的科研，多少年来，穷尽了中外一代代医生的智慧，至今仍是创伤研究课题之一。吴祖尧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竭尽全力寻找突破口。终于，突飞猛进的生物医学使他得到了启发，由此拉开了探索生物骨基质蛋白（BMP）作为骨折愈合的填充材料的幕布。
但是骨质蛋白提纯谈何容易！国外有用牛骨、兔骨作材料的，根据我国国情，需以猪骨为材料。猪骨要粉碎，需要钢磨，还得向重钢设计院去借用，提纯一克骨基质蛋白，大约需要猪骨1300公斤。从事多年临床工作的医生要做实验室研究工作就得从头学起，尤其是新颖的免疫实验室的建立，更得一步步的学习，掌握技术方法。
吴祖尧带领研究生经过两年时间的艰辛实验，终于从适合国情、价廉易得的猪骨中成功地提纯了BMP，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提纯BMP的国家。当该研究项目的论文发表后，美、法、徳、比、荷兰、西班牙、瑞典、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同行纷纷写信来索取和咨询相关资料。美国康奈尔大学附属医院更是特邀吴祖尧去美国进行学者访问，并举行了多场演讲。
然而鲜有人知道的是，吴祖尧在攻克BMP这一难关的同时，还关注起了妇女小足病。不仅为足疾的治疗取得了新的进展，还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被同济大学时任校长裘法祖院士特别编入《黄家驷外科学》，为医学史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1987年，日本召开第六届世界骨科年会，邀请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出席会议，吴祖尧以中国代表出席会议，会上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做精湛的猪骨提纯 BMP论文报告，轰动了会场。最后被各国的同行共同推荐为代表，在大会上致词，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他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医学科学界已经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某些领域的科研成就，处于领先地位。比如他主攻的BMP 已用于临床，而美国、西欧等国还停留在良性瘤（样）骨病损阶段。
这一创新研究成果，开创了骨科治疗的新路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国家卫生部授予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吴祖尧众多研究成果中荣获的最高荣誉，当人们争相祝贺时，他却说：“成绩是大家努力取得的，我只是牵个头儿！”
1989年10月，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医科大学隆重举行，一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骨科界同仁参加了会议，吴祖尧主持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吴祖尧教授的名声也从此响彻中国骨科学界。然而，为了筹备此次全国性会议，吴祖尧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不顾身心健康，日夜操劳，亲力亲为，克服重重困难，倾其全力进行组织和筹备工作。由于严重透支了健康，不久后他终因心肌梗塞第一次瘫倒在了病床上。
1989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医举行（前排右四为吴祖尧）
吴祖尧一生潜心科研，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诱导成骨与骨形成发生蛋白》、Human Bone Matrix Gelatin in Clinical Use等学术论文60余篇，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编写全国首部医科院校统编教材《外科学》、中国外科巨著《黄家驷外科学》以及中国首部《骨科手术学》《矫形外科学》等著作十多部。
1989年初，《黄家驷外科学》开始修订第五版，吴祖尧负责骨科分篇的编写，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吴志正的记忆中，父亲仿佛无数个夜晚都在书桌前奋笔疾书，“那时候父亲书桌上总是堆着厚厚的稿件，他从不让我们碰。”吴志正对父亲的书桌充满了好奇，他好几次趁父亲上班，悄悄去翻看父亲的稿件。他发现每一份成稿下面都压着很多同样的稿件。对比后，吴志正才发现，原来只要错一个字，或者哪句话需要改动，父亲就要重新写过。
当时电脑还未普及，包括《黄家驷外科学》在内的许多稿件，吴祖尧都是一笔一划写在方格纸中，密密麻麻的稿件给吴志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在心里暗下决心，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像父亲那般严谨认真。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吴祖尧还在病房中一边输液，一边修改《黄家驷外科学》的稿件。“反正我是活着干，死了算。”吴祖尧轻描淡写说出的这句话，让四个孩子记到了现在。
1992年，《黄家驷外科学》第五版，吴祖尧担任骨科分篇负责人
1998年，裘法祖院士在给重医附一院安洪教授的信中写道：“《黄家驷外科学》第五版获人民卫生出版社首届‘最佳双效益图书奖’一等奖，吴祖尧教授是第五版骨科分编负责人，做了大量工作，审阅修改了所有骨科文稿，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由于吴祖尧在科研方面成绩突出，1987年他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四川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国家教委颁发的“成绩显著荣誉证书”，1996年获中华医学会颁发的“对医学科学及学会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奖匾（全国仅有72位医学家获此殊荣），并成为重医首批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贴的专家。
吴祖尧一生醉心于骨科事业，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然而他却同时拥有一个羡煞旁人的幸福家庭。在四个孩子看来，父亲的爱是内敛而含蓄的，是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一点一滴。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吴家兄妹的身上真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身上不止流淌着父母的血脉，也散发着父母的精神气质，那种一家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让人感动。“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相互帮助，相互扶持，这是父亲和母亲从小就教给我们兄妹的。”谈起父母，他们是敬佩、是骄傲、更是感激。“我从没见过像我父母这样相敬相爱的夫妻，可以说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成功。”大女儿吴方感慨道，“没有人能够做到像母亲那样去理解父亲，全心全意支持他的工作，为他料理好一切。”
文革开始后，吴祖尧首当其冲，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除了早请示、晚汇报、被监督劳动外，还要每天写检查。“那个时候，父亲的身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可是他总是跟我们说，他相信党、相信国家，相信一定会好起来。”吴志正至今仍为父亲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所感动，“不管造反派如何折磨他，他从未抱怨过一句，他心里始终坚守着那份信念。”
后来，吴祖尧还要接受隔离审查，每天站着低头半小时“反省”。妻子朱苕华见此情景非常难受，她就每天同一时间在家里低着头默默地陪伴丈夫。小女儿吴红不解，问：“妈妈，你这是做什么呀？”朱苕华说：“妈妈是在感受你爸爸的痛苦。”说到这里，吴家兄妹潸然泪下。
文革过后，吴祖尧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每天下班后回到家继续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烟也抽得更厉害了。吴红回忆道：“那时母亲一直在那间烟雾缭绕的书房中陪伴着父亲，怕他抽太多烟伤肺，每天为他煮茶水和银耳，甚至把水盆端到他书桌旁，帮他洗脸、洗脚。在吴红看来，母亲对父亲充满着真挚的爱，“因为只有她才真正理解父亲的工作，知道父亲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父亲不仅挚爱他的骨科事业，更热爱他的家人，关心我们兄妹的成长。”吴志正回忆，“我上小学时，赶上汉语拼音改版，父亲找到学校的老师当面请教，学会了再来辅导来我，等到大妹上小学时，也是如此。”小女儿吴红从小学到高中的每一门课程，吴祖尧都要亲自过问。“每天晚上从7点到9点，就是父亲辅导我的时间，9点以后就属于他自己的工作时间，一直这样坚持到我高中毕业。”吴红说，“不管是数学、语文、英语、化学、物理，父亲样样都辅导得来，现在想想父亲真的不容易。”
除了辅导功课，吴祖尧希望孩子们都能有一技之长，经常要请些师傅到家里来传授孩子们一些技艺。而他自己也多才多艺，木匠、裁缝、书法、绘画、摄影等，样样都会。“父亲常说，技多不压身，多学些东西总是好的。”吴方一直觉得，父亲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他很爱工作，也很爱家人，他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依靠。”
吴祖尧一生严谨敬业、不争不抢、两袖清风，他的品行也深深影响着孩子们。他常教育子女切忌“懒、馋、占、贪、变”。80年代，附一院为职工分配住房，当时担任附一院内科护士长的吴方正准备结婚，却苦于没有新房，便希望父亲能帮忙争取一下。谁料吴祖尧丝毫没有顾及女儿，反而去帮助实验室的技术员争取。到了90年代，吴祖尧已经瘫痪在床，医院要为教授们分配住房，吴祖尧再一次推却，他说：“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去奋斗。”
吴祖尧一贯爱才惜才，对学生和年轻医生总是照顾有加。他的第一个研究生胡晓波毕业后去了外地工作，吴祖尧时常写信问候，字里行间满是对学生的关心和对人才的重视。胡晓波深深感念于老师的关怀，多年来一直保留着那些书信。“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我的教导让我一生都在受益，直到现在我都在延续着当年老师为我选定的研究方向，秉持着为人类造福的初心。”
80年代，吴祖尧与钱惪、左景鉴、司徒亮、王鸣岐等部分西迁开拓者合影
1991年，由于长期劳累，吴祖尧终因脑中风而倒下，医生多次要求他必须静卧病床，可他仍要艰难地从病床上爬起来抓紧时间撰写还没有完成的著作。儿女多次恳求劝阻，甚至当时担任护士长的大女儿吴方跪在他的面前恳求他回到病床上去，他都无动于衷。
不幸的是第二次中风很快接踵而来。那时吴祖尧已经完全不能站立，可他路过实验室时，还执意要求家人将轮椅抬到位于五楼的实验室里（当时实验大楼没有电梯），去指导研究生完成实验。
1996年，重医举行建校40周年庆祝大会，此时吴祖尧已经卧床不起了，然而他却坚持要家人搀扶他坐轮椅去参加。当时已经是10月底，天气阴冷，担心父亲受寒的吴志正只能将他裹得严严实实。“由于到晚了，我推着父亲在主席台后面，当台上讲到重医所取得的成绩要感谢上医西迁的开拓者时，我发现父亲正在急促地抽泣，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吴志正生平第一次只见到父亲流泪，内心不由感慨万千，“父亲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重医哪！”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吴祖尧仍然惦记着中国骨科基础科研事业的发展，为了继续工作，他告诫子女们，不准将其病情信息流传出去。再后来，他连轮椅都坐不了了，便把科室的骨干人员叫到床前询问科研课题、科室发展等情况。1997年10月18日，吴祖尧在经过长时间的昏迷后，永远地睡去了。而就在一个月前的教师节，与他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妻子朱苕华已先他一步离开了人世。
吴祖尧去世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院士和同济医科大学校长裘法祖院士发来悼文：“吴祖尧教授是我国卓越的骨科学专家，在骨科学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让我们永远缅怀他。”
多年来，吴祖尧为重医附一院骨科的发展、为祖国的医学事业无私地透支着自己的生命。纵然遭受病魔的噬伤，纵然躲不过岁月的风霜，时间的年轮却记录着他曾创造的辉煌。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对吴祖尧教授为骨科奉献一生的真实写照！
星海恒流，岁月成碑。漫漫西迁路，写满了西迁人奋斗的一生。当他乡已经变成故乡，西迁人的初心却从未改变。赤子情怀，热血衷肠，以吴祖尧教授为代表的西迁先驱们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为重庆医科大学的创建发展挥洒了一生的热血。六十年前，他们抵达的是祖国的西南方，六十年后，他们所铸就的西迁精神抵达的却是千千万万后辈重医人的内心。今天的我们，必将接过西迁前辈手中的火炬，让西迁精神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烛照四方！
鸣谢：在本文整理过程中，吴祖尧之子吴志正、吴志东，女儿吴方、吴红接受采访并提供大量史料，特此感谢！
本文图片由吴志正、吴志东、吴方、吴红提供
本文部分文字整理自以下著作和文章：
1. 《溯江而上 一路高歌》，重庆出版集团，2017年
2. 《为骨科而生——吴祖尧教授孜孜追求的一生》，李显福，2017年
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志》（1957-2017），重庆出版集团，2017年
4. 《写我自己》，裘法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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