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 信息

学校创建于1956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迁来渝组建,原名重庆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

重医故事

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重医故事  >  正文

战疫故事丨王小文的日记III: 战地上的大讨论

发布时间:2020-03-24阅读量:[]

第一部链接:初入战场

第二部链接:在重症病区战斗的难忘瞬间

第三部:战地上的大讨论



战地上的大讨论

2020年2月24日 , 晴

今天我见到自己的队友,来自感染科的罗华婷医生,“师妹,29床怎么样了?”我问到。“基本上算诊断明确了,协调转肺科医院。”她显得有些疲惫,眼睛也有些肿。“能诊断清楚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几天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说到这个病人,时间还要要倒回到4天前。


2月19日,我值下午3点到晚上9点的班。晚饭前我把自己的病人挨个看了一遍,所有病人还算平稳。护士小姐姐推着送餐车进来,一边介绍今天配餐的菜品,一边鼓励病人要加油吃饭,才有力气战胜病毒。


因为缺少护工、清洁工,护士们既要给病人喂水喂饭,又要打扫病房,清理污物,搬运药品、氧气罐等,很是辛苦。



正准备离开,护士小姐姐喊我,“王医生,快来看看29床吧,今天一天了,不吃不喝,话也不说。”我一下紧张起来,转过身就往回走。


来武汉支援十余天最大的感触就是跟新冠病毒这样狡猾的敌人战斗,千万不能轻敌,病毒变化迅速,诡异多端,除了会累及病人的肺,还会危及全身多个脏器,尤其是心脏和肾脏。很多重病人处于氧耗竭的边缘状态,说不好就不好。在这场“保卫战”中,我变得异常敏感,稍有异常的病人都让人立马绷紧神经。



“氧(饱和度)还有心律血压都挺平稳的,就是水也不喝饭也不吃。”护士很无奈。


难道又是心理问题?病房里焦虑患者挺多,尤其是年轻的患者,为此我们在换岗交班中还专门会交代哪些患者比较焦虑,以便疏导干预。


29床45岁,是武汉的一位公交车司机,络腮胡子,肤色略黝黑。他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目光呆滞,我抓起他的手,戴着两层手套都能清晰的感觉到他那厚实和长满老茧的手,这是一双劳动者的手。我握着他的手,凑近了问到“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怎么不吃不喝呢?”


我回过头,小声问护士“他家里人怎么样?老婆孩子没被感染吧?”


“打了电话的,都没有感染”。


“家里老婆孩子都挺好,都等着你回去呢,你不吃饭怎么行,我们现在再跟这个病毒打仗,不吃饭怎么有力气战胜它,吃完饭我们一起给你家里人打电话好不好?”劝说了一阵,看到他嘴动了一下,我赶紧请护士喂饭,果然有效,宽心了许多。


患者家属对我们的队友汪志红和罗华婷竖起大拇指


第二天晚上接班时,29床突然情况恶化,意识模糊。感染科的罗华婷是负责29床的医生,经过汪志红主任、蔡佳副主任医师查房与周发春主任讨论后,考虑患者可能并不是不是单纯的新冠肺炎。患者病情还在继续加重,11点已经陷入昏迷。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病情本身呈现了很多变化和新的特点,尤其是危重患者,再合并神经系统病变,而神经系统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物系统,这就如福尔摩斯探案般复杂悬疑。


凌晨医生们赶到病房,重新梳理病人资料,准备进行疑难病例大讨论。


大讨论在酒店的餐厅进行,来自呼吸,麻醉,重症,外科,肿瘤及感染等各个专业的医生全部到场。经过各位专家的讨论,结合患者病情考虑颅内感染的可能,且高度怀疑结核性脑膜炎可能。要证实这一推断最好的方式就是做腰穿抽病人的脑脊液化验。


但是目前条件有限,一是直接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很大,二是裹满全身的防护装备大大影响了操作,且患者颅内高压状态下穿刺风险性很大,万一不好,患者随时可能死亡。但时间紧迫,也只有尽快诊断清楚患者才有生存的希望。


下班后,从医院步行回酒店的队友们

第二天来自神经内科的王亮医生在病房顺利的给患者完成了腰穿。最后患者脑脊液检查显示结核DNA阳性,最终锁定元凶就是结核感染。但是下一个难题又来了,患者的结核药物需要“四药联合”,但武汉市第一医院不是结核病治疗定点医院,目前只有一种。


现在是非常时期,几经周折都没有搞到药,来自重症医学科的蔡佳医生还在网上给患者买了结核药,但快递到武汉也需要时间。


庆幸的是经过医院的帮助、协调,已经联系肺科医院尽快将患者转过去接受治疗,希望病人能够挺过这一关,顺利康复。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太多、未知也太多。这里是真正你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战场,真实而残酷,汗与痛、血与泪交织的战场,苍白的文字都不足以表达,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


由于长时间的压迫,鼻子痛已有些天,每次从病房出来,脱下口罩,撕下鼻贴,一阵钻心的痛。



终极武器ECMO

2月26日

今天我休息,原本想睡个懒觉,但生物钟已经习惯,早早就醒了。


9点手机响了,医疗队队长周发春主任打来电话“医院的重症医学科有个危重新冠状肺炎病人,可能要装ECMO,需要我们来协助,大概一点半左右,你随时待命”。


ECMO(体外膜肺)被称为是一种用于协助危重症心肺衰竭患者进行体外呼吸循环的终极武器。原理是工作原理为将血液从体内引到体外,经人工肺氧合和排除二氧化碳后,再用泵将血灌入体内。目的是使心脏和肺脏得到充分的休息,为肺功能和心功能的恢复赢得时间,可有效提高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存率。


在湖北战场上像ECMO这种高级生命支持设备极度紧缺,满打满算全国也仅有400台,每一台ECMO的使用都需要精心研判。



中午我来到餐厅,遇见了麻醉科的曾彦超老师,他是我们心脏大血管手术的体外循环师,也是ECMO核心技术人员,他在武汉的方舱医院执行任务。


一会麻醉科吴彬老师也过来了,麻醉、体循、胸外、重症、护理都到齐了,我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完整的ECMO团队。


很快肖明朝副院长召开了ECMO工作布置会,传达了附一院许平书记的关心和要求,像家长一样反复叮嘱我们要注意防护。武汉一院尚未开展过ECMO治疗,非常时期,环境艰苦,要努力克服困难,成功完成任务。



周主任介绍病情,患者是一名71岁女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由于患者年龄大,肺部病变重,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呼吸衰竭,在先后采取气管插管、俯卧位通气等抢救,但患者肺氧合状况依然没有改善。经医院组织的多学科专家会诊,评估后一致认为,ECMO才能为患者抢得一线生机。


这次团队合作,根据周主任安排,我负责血管通路,曾老师负责机器,吴老师负责监护抢救。来到3楼的重症医学科病房,人头攒动,大家忙碌着准备着。


“有用血管活性药物吗?” “心脏功能还行” “彩超我们也看过了,肯定不好穿,血管发育有变异,两根血管完全重叠在一起……”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下,每个人各司其职,大大小小几十道程序、几十种器材都得提前准备好,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出错误就会导致病人死亡。

我们穿好手术衣,戴好面屏,眼镜和护目镜上已经全是雾气,能见度极低,我跟吴彬医师一起在超声引导下穿刺血管,一针见血,暗红色的血溢了出来,我赶紧置入导丝,固定位置,依次置入扩张器,都非常的顺利,但是最后一步置入导管发并没有血涌出来。


“奇怪,怎么一点血没有,怎么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只有退出管道重来,汗水和雾气几乎完全封闭了我的视野。气氛愈发紧张,所有人都在鼓励我们,周主任考虑后决定换成左边穿刺,改变穿刺置管方法。


我一边推送着导丝,一边手上体会着导丝在血管里穿过的感觉,带着三层手套操作非常困难,导管慢慢的推进血管,拔导芯时我屏住了呼吸,一股暗红色热流涌进了管道,房间里立刻响起一阵掌声。


我们迅速完成了颈内静脉置管,判断深度、排气、连接、转机、调试流量等工作。红色的血流在管道和机器中滚动着,患者的氧饱和度一下升到了100%,ECMO终于顺利转机。


ECMO正常运转后,我们穿着隔离服已近7个小时。周主任现场把我院的经验和资料与武汉第一医院的医护团队分享,强调救治管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一切运行平稳后我们脱下防护服,全身都湿透了,汗水和鼻涕聚集在了口罩里。

第二天一大早肖明朝副院长和米洁护士长一同前往查看了病人,还算比较平稳,大家一直紧绷的弦才略微放松了。


肖明朝副院长在去医院的路上跟大家讨论工作安排



方言中的情义

我们已经慢慢习惯战场上的节奏。已经习惯38次反复的手消毒、闷在防护服里6小时的不吃不喝不排、隔着雾气护目镜模糊的视力、凌晨三四点的上班下班……


面对病魔大家也不像之前那样的恐惧和焦虑,因为治疗、护理和安抚的需要,大家也不再害怕与患者走的更近。


尽管我们这里是重病区,不像方舱医院那么热闹,但这里始终都是友善、互爱和温馨的。病人和我们的逐渐熟悉和信任,慢慢也变得亲近起来。见面握手拉家常已经成为每天与患者交流的习惯。轻一点的病人向我们吐露的越来越多,重一点的病人也越来越配合。


其他队友收到患者写在纸巾上的感谢信


之前没有想到,语言成了我最大的障碍,患者在重病区里没有家属陪伴,年龄大的多数不会普通话,“气不过来”、“几满打针”、“克受”、“看不清丑”、“透痰”……


每次我都要猜测半天,经常求助旁边年轻一点的患者,我老家安徽芜湖,虽到重庆工作几年,重庆话听得懂大概,但还是不会说。为了跟只会说方言的老年患者更好的沟通,我经常在空闲时间学习《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


《方言实用手册》


37床是一位91岁高龄的老大爷,病情也比较重。一次见老大爷一直在手舞足蹈的表达,几轮人马轮番上阵,都没有明白老大爷到底想表达什么。


最后大家才搞明白原来老爷子想说“我很乖的把早上发的药全吃啦,你们应该表扬我”,周主任笑着说“老小老小,年级越大,越像小孩需要哄啊”,我们赶忙都向老爷子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赏,老爷子也向我们竖起来大拇指,连着说道“蛮杠、蛮杠(非常棒的意思)。



在这里,太多的悲欢交织

3月7日

听说56床的婆婆可能要拔管了(气管插管),心里很高兴,这个婆婆是一位挺和蔼、挺积极的老太太,每次我进去她都能听出我声音来,总是很主动的用她那略带儿化的声音说"今天好些了,也吃了饭了,还给家里人打了电话……"


21号那天,她病情恶化,和19床一起告急,只有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才能继续“向死神买时间”。但当时ICU已经没有床位了,为了最大程度的抢救两位老太太,我们冒风险在病区建立了临时ICU,谁都不愿意放弃。


得到队友发来她顺利拔管的消息,很是开心和欣慰,整整14天了。与死神之间14天的拉锯战总算见到了曙光。


3月,武汉的樱花开了(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到56床婆婆的身边,她明显消瘦、憔悴了很多,带着无创面罩,闭着眼睛明显可以看出来还是很累,我看了一眼监护仪和呼吸机的指标。


"心率还是太快了"婆婆听到我说话微微的睁了睁眼,我凑近了喊了她,跟她说不要害怕,要坚强,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我大声的问她"婆婆你还听的出来我的声音吗?"她费力的点点头,我的眼泪溢出了原本模糊的视野。


我看她紧紧的抓着床单,伸手过去抓着她的手,一双骨瘦如柴的手 “不要害怕,我们都在,你要加油”坐了不知多久,我起身的时候,婆婆紧紧的抓着我的手不肯松开,一旁的护士说“她把你当亲人了”。


我的队友们


托尔斯泰说过,“疾病不应该把人们分开,恰恰相反,它应该为人类相爱提供机会。”武汉这座城市经历着哀伤与痛苦,无声的哽咽,无声的悲痛。人们正在奋力冲破层层雾霭,在汗水、泪水和拥抱的浇灌下一定能春暖花开。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他们可能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遇见的陌生人,而现在他们成了我们最牵挂的病人,成了我们全力以赴的人,成了我们愿意守候的人,也成了我们为之默默流泪的人。



文字:王小文

供图:附一院援武汉国家医疗队

编辑:蔡雨齐

排版: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