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重医人㉚丨徐昉： 一名重症医学科医生眼中的武汉抗疫46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因专业需要，重症医学的医生们第一时间开启了“备战”模式。作为一名从事重症医学20年的医生，徐昉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新冠肺炎重症化的表现，当“ARDS、脓毒症、MODS……”

这些在日常ICU工作常见的词出现在新冠肺炎救治的报道中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也就是说前线对重症医学专业的需求度会越来越大，1月24日晚，徐昉在回复刘琼老师留言时写到“已收到待命通知，感觉距离自己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武汉作为全国病例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重症患者比例特别高，这就需要大量的重症医学科医生，国家安排专业重症医学团队的大批量投入是“控制战局”、实现危重症转归的重要一步。

他说，作为一名医生，这是我的职业，赶赴武汉，在家国情怀之外，更多了一份专业从事重症医学的责任。在“硬核”的160人医疗队中，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派出了以科主任周发春教授为首的一整套完整配置的19人医护队伍，这在他所从业二十余年里的既往数次公卫事件和应急响应中从来没有过。

徐昉和队友们刚到武汉的那天，感觉整个城市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空气中都充满压力。从抵达江城不到24小时，重医附一院一支以“党员先锋队”为班底的10人医疗小组，在3小时内完成2个重症病区的整建制接收，收治了新冠肺炎病人70人。

当时大家心里，不是不紧张、不害怕的。

他回忆，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救治重症患者就像在悬崖边上行走，ICU大夫需要十分小心、观察病患细微的变化，及时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更早的将患者从悬崖边“拉上来”。而对于这样一个从暴发至今不足4个月的新型传染性疾病，当直接面对时所有人都感觉到“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

要强化对新冠肺炎患者低氧的巡查，培训医疗队熟练使用氧疗、无创通气，迅速提升全体队员对危重症的认识……亟需解决的事项千头万绪、络绎不绝。医疗队有条不紊的推进工作，迅速提出了“医疗组长包区、一线医生包床、协调补位”的工作模式，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病区运行正规化。

然而，在完全陌生的定点医院，ICU床位和当地医疗力量不足，手边没有高级血流动力学监测、没有床旁超声等设备，没有趁手的高级呼吸支持设备……徐昉感到，这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战。

“感谢多年的培训和老师们的指导，感谢ICU医疗团队所有人把患者作为家人般的细致观察，一棒一棒的接力，让我们离开高级的技术手段还能从病理生理去分析病情，通过在病房里仔细的观察，从各种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逐一推算。”

回想起需要一个CVP作为参考指标时，徐昉所在团队医护三人运用“连通器的原理”加上一段护理记录板后的标尺完成了这个工作，虽然获得的结果有些粗糙，但病人又多了一丝保障。

他说，二十年的重症生涯中，无数次感觉自己能做的太少。“给我一个独立床位、一台监护仪、一台呼吸机，我就能带人把病人生命的留住”，这是重症科医生最原始的想法。面对新冠肺炎重型转危重型的狭窄“窗口期”，在武汉第一医院的重症病区，徐昉下定决心，要把病人“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及时观察治疗，让关口前移，尽全力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当医疗回到原点，能依靠的就是人。重医附一院援鄂医疗队为了挽救生命，创造了武汉市第一医院10支援汉国家医疗队的一个“第一”——率先建设病区ICU，初衷是为了尽最大力量挽救一名高龄危重患者。“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的理解‘I care you’的意义”，他说。

能看见病人在团队的照料下逐渐好转，对徐昉而言，用任何语言来形容这种满足感都显得苍白。

未知的疾病、特殊的环境、厚厚的隔离服下，每个人都有困惑，也有伤痛，压力之下，往往来不及沉淀就要抬起头往前走。

徐昉所在的团队合影

在前线的战场上，有可靠的队友无疑是最大的幸运。徐昉的临时ICU医生团队里，大部分人有综合ICU或专科ICU工作经验，在心血管介入、镇痛镇静和ECMO等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

作为一名医疗组长，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他常常觉得自己坐在“火山口”上：呼吸科队友会拿出一系列NCP气道管理最新文献和建议、麻醉科队友突然提出“镇痛镇静肌松方案”、肾内科队友会直接把CRRT建议放在面前，还不定期会迎来心内科队友关于右心功能不全和肺动脉高压的“狂风暴雨”……

每一位医生立足自身专业方向对COVID-19存在认识差异和处置方向的不同探索，但在大家事无巨细、毫无保留的分享中，思想在交流碰撞，站在重症医学的专业视角，大家总结和提炼出许多可行的学术观点和治疗方案。

附一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徐昉和林时辉正在查房

医疗队有了《重医附一院援鄂医疗队NCP气道管理推荐意见》、《重医附一院援鄂医疗队病区ICU新冠肺炎镇痛镇静方案》，可以有序开展机械通气患者雾化治疗、俯卧位通气，也提出了通过右心漂浮导管去获得更精确监测证据的建议。

他回忆道，以前，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科大夫几乎不可能在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只接触一种患者。而在武汉，我们却拥有了这样的机会。重医附一院援鄂医疗团队保持了高度的专业敏感性，每天研究全球COVID-19最新文献，看着全球的思想碰撞。在短短2周内，相关研究从400篇增加到800篇，大家从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特点和病理解剖等的最新报道中去越来越理解这个疾病。

面对危重新冠肺炎，徐昉感觉自己研究了10余年细胞因子风暴介导ARDS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有了用武之地，因为这正是新冠肺炎重症化、危重化的最主要问题，涉及ARDS炎症宿主反应差异等问题，让他有极大的勇气去尽可能的尝试和挑战。

2月26日，2名确诊重症患者治愈出院

在困境中的总结赋予了科学研究具更深的意义，医生们逐渐认识到在危重型新冠肺炎损伤与修复间存在着拉锯，这是理解、治疗危重型后期肺顺应性恶化、二氧化碳潴留、顽固性高碳酸血症等问题的切入点，徐昉认为这应当被重视，这一观点在后期的进一步工作中也被逐渐证实。

对传染性疾病的医学人文关怀无疑是困难的。隔着厚重的隔离服，医务工作者们的一次握手、一次鼓掌、一次拥抱都是对新冠患者的巨大鼓舞。在ICU患者镇痛镇静每日唤醒的时候，在带着正压头罩完成序贯脱机中，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常常握着患者的手，鼓励他们度过难关。

       

徐昉一只手握着患者的手，一只手调整呼吸机

一名重症患者出院时对团队的大家依依不舍，她对徐昉说：“我始终记得你第一次查房主动握着我的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一个多月的奋战，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深刻理解了曾经在闲聊时说的：“想想几个月来这些病人所经历的，你就会知道重新树立信心对他们有多重要。”

队友王璞教授有次很感触告诉徐昉，她有天也不知怎么就给了一位核酸转阴患者一个大大的拥抱，病人很激动、很开心，看到听到病人发自内心的欢笑，她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

附一院援鄂医疗队医生王璞教授正在看片

医生是战士，也是普通人，前线的每一个人，都经受住了挑战和考验的。很多次，明明已经尽力，面对持续的二氧化氮潴留、心脏功能的恶化，高龄患者的离去……许多事都让团队陷入沮丧。

在面对困难时，经验丰富的医生要引导年轻大夫们重新审视疾病的特点，打起精神投入到其他患者的抢救中。有年轻的大夫会问他“到底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做到？我们还能为她做什么？”徐昉在回答这类问题时，经常提醒队友们：“绝不把负面的情绪带给下一位患者”。

医疗组每天都会在线上、线下讨论救治的每一个环节。在国家危重症巡查组3次的危重、死亡病例的巡查中，重医的团队都经受住了考验。

“重症救治不放松，我最后撤” 徐昉一直记得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它来自于我国著名重症医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杜斌教授，他坚信，这正是源于重症医学科大夫的责任意识。

在凯旋的飞机上

在这场持续46天的战疫中，重医附一院援汉国家医疗队整体无轮休，进驻三个病区，完整运行两个重症医疗组。在回家的路上，徐昉说：“很骄傲我们的医疗队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创造了“五个第一”，也很荣幸能够在圆满完成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工作后继续前往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开展新一轮重症集中救治。亲历武汉最终决战的时刻，用经验和技术帮助挽救更多患者，让更多病人回家。这样的骄傲和荣誉感，我将终身难忘。”